第七日 – 台灣代表




今天是論壇的閉幕式,為了在會場上發表聯合宣言,四地代表各自有所堅持,爭辯了兩天。小弟忝為共同宣言起草人,在這個具有戰略優勢的地位上,為宣言的方向起了框架上主導性的作用。

七天的ICR過程中,因為夏林清老師主導的主導方式,是以「認識差異」作為ICR的主要方向。也因此我一開始就把「差異本身就是(交流的)目的」作為宣言的主要立場。我深知這樣的做法可以減少爭論的可能性,因為我們共同認識了差異之後,才可能尋找「同」的可能性。

基於這個信念,這篇共同宣言中,我很刻意的把操作導向四地可以很清楚表示自己不一定被對方同意的主張,作為各自表述的一種可能,然後才能夠在存異的前提下求同,從過往的「去異求同」立場,發展到「存異求同」的方向上,而我相信,這才是價值上比較能夠說服每一個人的位

比較意外的是宣言的衝突發生在中國與香港之間,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對自己自由、民主立場的焦慮,遠超過中國代表的想像。雙方為了要不要放進「全面落實高度自治」的言詞,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而在這個衝突之中,台灣代表都選擇靜觀其變,為什麼?

身為一個曾經以「中國通」為志的台灣人,我當然知道中港衝突的因素,以及中國正面臨「不知去向」的未來挑戰。但是我,以及其他台灣代表很懶惰的選擇了「靜觀其變」的立場,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大多數台灣人對於中國未來「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或者「等待塵埃落定」的心情。

我當然知道台灣也有許多像是J那樣,想要改變中國的人,我也知道這種浪漫主義或理想主義,同時可能來自不同的政黨背景。但是經驗告訴我,「改變中國經常是一場徒勞」(語出史景遷的《改變中國》)。我自然也提出過一些主張,像是在平潭設置「民主實驗區」那樣的想法,但那是基於現實與利益,甚至政黨宣傳的考量,而不是基於理想上對中國民主的期待。

閉幕式上我們共同呈現了那個千辛萬苦才完成的「宣言」,體驗到即使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對於「共識」的追求也充滿難度。這就是談判的進退、同時也是審議民主所帶來的,過程更勝於結果的意義(恰恰是審議民主自身作為一個主體,而非代議民主的補充這種想法的精髓所在)。即使對33歲的我來講,過去七天也是一個可貴的經驗,因此我有時很羨慕其他年輕的代表,在20歲時,就體驗了十三年前的我未曾感受的經驗。